二、压制型治理模式及其合法性危机( 一) 压制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压制型治理模式，是指行政机关主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打击处理。

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宪法实现了司法化改革之后，它的法律价值必定要比今天展现得更加充分，其原有的虚象多少将有所改观，对刑法的实际控制也会因此而得到加强。（2）宪法是纲领法，对每一项内容都只作原则性规定（其他法要对行为规则作出具体规定）。

上述的这些做法不可能对后世会没有任何影响——礼在法之上，如同宪法在刑法之上。宪法价值必须通过发挥基本法的工具性功能才能得以实现。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相信历史事实，就一定要按照它的标准去认识事物并建立自己的观念坐标吗？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法与当初处在阶级矛盾对立时期所建立起来的规范体系以及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注释:[1]［苏］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M].朱景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71.[2]［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魏定仁．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16.[4]周国文．刑罚的界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3.[5]［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99.[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1.[7]［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7—224.[8]严存生．法律的价值[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28.[9]张光宇．论刑法的政治品格[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6).[10]顾培东．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J].中国法学，2009(1). 作者简介：福建警察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如出礼入刑，就包含着古人对危害程度不等的行为内涵的一种认识。

如果从中国现实——包括现行的法律理念、法律框架、法律生活及法学成果等——出发进行相关的命题整合和理论推导，对提升这一边缘理论的附加值将有所助益。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构想之后，中国刑法才于次年将其废除。正是由于对平等内涵理解的歧义，按照社会国原则的要求而构建的诸多法律制度，常常被认为是违反平等原则的，或者被认为在实践中实现人的平等只是乌托邦。

就社会福利国家而言，是基于人们预设自己可能是弱势群体，国家应为福利给付。宪法意义上的社会国理念肇端于德国魏玛宪法，它不仅概括地蕴含了社会国原则的基本内容，而且强调了人的团结的基础性地位。社会国原则所要求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制度。而税收是国家福利给付的来源。

社会国之法理基础[M].台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1.{6}胡玉鸿。在我国，主要就是根据宪法，通过立法来实现。

这样既克服了社会福利官僚机构的膨胀，又克服了志愿慈善的家长主义和业余主义的作风，强调了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大量责任共享，同时又加大了政府在提升整体福利方面的作用。在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发展了第三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分清政府作为资金提供者、监管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这些法律制度中，人是客体，是被管理的对象，没有被当作团结的主体来看待。社会保障法[M].李西霞、李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陈慈阳。尽管宪法基本原则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对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宪法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基本原则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其内容亦未形成一致的概括[2]。从表面上看，该宪条本身具有矛盾之处：契约自由和结社自由同属自由权，两者之间的相互限制，应该均有可能。因此，国家有义务对他们为福利给付。

唯如此，才能准确分析社会福利国家现象，预测其未来趋势，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参见蔡维音：《社会国之法理基础》，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7月第1版，第33-57页，特别是第34页的注释19以及第57页。

若不从社会国的视角审视，公民受教育权则是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国家消极不干涉即可。若基于本文上述的平等的内涵，国家税收与福利给付法律制度之间的悖论，就得到了合理的诠释。

就论证人的团结是社会国原则理论基础的而言，应该从社会国理念的前宪法意义与宪法意义两个阶段的划分谈起。这与人们没有注重发掘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不无关系。活法不是在法条中确定的法，而是支配生活本身的法{3}454。由平等的具体责任原则可知，国家的福利给付不是无限的，而只是适度的。就法理逻辑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161-191页。

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性内涵，而具有了社会性、文化性和人文性。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纳税人而言，征税要与其担税能力相当，不能损害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团结既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客观所需，也体现社会国原则的伦理基础

务期宗旨纯正，事理明通。而从光绪新法令·宪政的这些奏折、法规、章程中，也能明显感受到把宪政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论，行文中经常出现的变法图强即可说明这一点。

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著学部通筹普及善法，编辑精要课本，以便通行。譬如，在资政院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中，引用《大学》中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及《孟子》中的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来说明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的合理性，并断然提出了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的论点。

源自西方的立宪思潮和宪政学说也随之而来，且还忸忸怩怩地真有了从观念到制度的初步实践。以上是有关宪政的范围，若要真正理解清末宪政，我们应该首先对此有所了解。

钦奉上述谕旨，便有了若干具体的宪政措施，这被汇集于光绪新法令中，作为宪政类，顺理成章位列十三类法令之首。[2]刘崇杰不仅在该丛书24名译校者名录中位列第一，为丛书综司厥事，而且，因有早稻田大学留学背景，他携稿东渡，赴东京邀请昔年同学分任校订，并分别索请到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大隈重信、学监高田早苗所写的序，使丛书增色不少。

这确实均能从一个侧面印证清末移植、借鉴外国宪政的观点。（4）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的宪政编查馆会奏遵设专科考核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酌拟章程折，并附共六条的设立考核专科章程。

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因此，第（4）项及其后五项的奏折和法规、章程出台时，在位的已是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溥仪（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即位），时任监国、摄政王的是幼主之父、光绪帝之弟、醇亲王载沣。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中国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实行君主专制，在这种体制下，治国之本在于君明臣良，归根结底实行的是人治，与法治相差甚远，更不会与包含这些基本内容的西方意义的宪政有任何联系。

故而，中国之用钦定宪法，实行大权仍统于朝廷的体制，是基于考虑虽兼采列邦之良规，而仍不悖本国之成宪的结果。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想是从西方宪政文化中萌生的，但由于中西所处的历史和各自所应对挑战的差异，决定了中国近代在接受西方宪政及其思想时便有了自己独特的语境，这首先表现在对宪政的价值诉求和基本目标上，宪政能为国家的富强做些什么便成为了那时最感兴趣的话题{3}（P.1－2、10－11）。

其次，从上谕、奏折及案语中，我们又能读出那时的宪政是否有着特殊的含义？无可否认，宪政的概念源自西方，但至今各家众说纷纭，实无定论。汇集于光绪新法令·宪政中的各奏折、法规及章程，分别地、零星地已被相关著作所引用和参考。

他认为，在西方的语境里，宪政价值和目标是宪政自身的问题，是西方人在历史和社会情境中选择的结果。不过，西方意义的宪政，一般包含着民主政治、限权政府、人权、法治等基本内容。